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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工大《校友风采》系列访谈(六十七)姚双 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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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1-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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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 姚双



校友简历


姚双,1978级,1982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二分校78级计算机技术班。北京工业大学校友总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浪潮世科(无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在国内是最早从事计算机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外包业务的人之一。其所创办的公司是中国最早为中国银行业提供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的中国企业。中国银行第一版外汇交易系统,就由该公司研发建设。还为银行研发了在没有互联网条件下,依靠模拟通信线路的储蓄账户查询系统。

2003年加入浪潮集团,参与创建浪潮集团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离岸外包业务。率先组建了浪潮微软外包业务团队,主持建设了微软在中国的第一个离岸实验室,微软第一次且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次将Windows操作系统在中国离岸实验室测试。为微软投资浪潮做出了贡献。

在从事二十多年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外包实践的基础上,注重理论研究。作为中国服务外包发展的亲历者,多次参与商务部服务外包研究中心的研究项目。并受中欧商学院院长朱晓明之邀,为EMBA班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形势下的服务外包”案例分享。作为特邀嘉宾和评委参加了全部七届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交易博览会。在商务部等单位为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问题的复函》举办的中国服务外包园区发展战略研讨会上所作的《中国外包应与“一带一路”大战略相契合》报告引起与会领导重视和同行的反响,与今年5月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不谋而合。



前  言


从疫情之前的初次会面到再次见到校友姚双,已是工大建校六十年周年校庆期间的校友总会理事会上。作为纪念建校60周年校友代表座谈会的代表之一,姚双学长在会上的发言坦诚、真挚,富于激情和感染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们也得以借此回校之机,再次与他畅谈。作为曾经的一名工大学子,姚双学长的真诚和坦白,以及对未来事业充满激情的畅想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下文字即为访谈过程的辑录。



Part 01

工大开篇 :

踏入计算机技术领域,奠定一生的发展基础

    校友总会:感谢您回到母校,接受我们的采访。请您和我们共同分享一下在工大求学期间的学习经历和感受吧。

姚双:我是北京工业大学二分校78级计算机技术班的。感谢北工大的包容,不但接纳了我们(分校),还建立了计算机学院,对我们一视同仁。” 1978年恢复高考第二年,改革开放亟需科技人才,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林乎加在北京、上海、天津都建立了大学分校。我也有幸从一个落榜生,成为了大学生。当年的二分校在海淀区五道口暂安处小学内,同一个小学内还有一所北医分校。不够好的学习条件丝毫没有影响我们如饥似渴的学习热情,而且老师都是中科院、清华大学、北工大本校的,如曾肯成、黎达、张修、张尤腊等一流教师。他们倾注了全部热情教授,而我们则是怀揣着研制第五代计算机的梦想刻苦学习。

    校友总会:能否简单的几句话概括一下您的职业历程?另外,考大学时,您当时选择计算机专业的考虑是什么?

姚双:我的职业生涯可以大致分为两段,第一段做各种各样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第二段是专门做国际“离岸”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外包业务。据我所知,北工大应该是全国最早开设计算机课程的三所高校之一,建校伊始就有计算机这方面的课程。

其实,我很遗憾没有机会学习和接承父辈所从事的水利专业。但当时就觉得计算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不仅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还可能改变国家民族,甚至是人类命运的新生事物,这让我有很大的新鲜感。所以,当时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计算机专业。可能因为我当时想法太多了,没有好好读该读的书,所以上学时我是一个成绩不够好的学生,从这一点来讲,我就是反面教材,不是谦虚,我确实在后来的工作当中感觉到基础知识不够。如果说我的基础再扎实些,可能我现在的有些想法就已经实现了。

    校友总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是否您这样一个自我感受倒是刺激了您之后对于学习有更多的渴望和需求,甚至变成一种持续学习的动力呢?

姚双:我觉得你给我找了一个非常好的台阶。不过我现在确实有很好的学习能力。我的反思是,要在学校期间珍惜学习机会,打好基础,毕业以后你可以干更多的事。即使因为某种原因你没有成为一个成绩很好的学生,也没关系。你一百米你跑不过美国黑人,110米跨栏你跑不过刘翔,你就去跑马拉松吧,你就一直跑,坚持到别人都跑不动的时候,你还在那跑,你就赢了。我就是要一直保持这种学习的心态。另外,能够借助其他的力量,能够调动各种资源也是需要具备的能力

    校友总会:感觉您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人,至今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或事是什么?

姚双:1980年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出版了后来很著名《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我们还在大学里,通过当时中国和美国第一份合资刊物《计算机世界》知道了《第三次浪潮》,同时还了解到美国诞生了一个新行业,信息技术咨询与服务。从事信息技术咨询与服务,不一定需要对计算机有多高深的研究,但是需要对各种计算机技术都有研究,同时对计算机各种应用场景有广泛的了解。当我读到《计算机世界》上这条报道时,我就认定这将是我未来的职业。

    校友总会:毕业后大家的去向都怎样,您做了何种选择?

姚双:大学四年很快就过去了。那个时候各行各业都需要计算机人才,科学院,各大部委,军队总参。还有几十名同学留校,其中一大部分学日语,据说将被派往日本,后来这些同学真的去了日本。这些人也是中国最早一批软件和服务外包工程师。我学习不好,自知科学院,去日本都没有我的份。我主动报名谁都不愿意去的首钢自动化所。也正因此,有机会成为与文革前的“老工程师”们一起接触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过程控制计算机。也成为最早一批从事工业自动化的技术人员。但是很快就不满足于用美国的计算机,就开始做电气安装和简单的编程工作。几年后,觉得当时的工作状态已经和自己内心的向往不能相符,就选择出来自己创业。


Part 02

辞职创业 :

遵从内心,给自己一次实现和超越自我的机会


     校友总会:您的经历堪称丰富,刚开始的时候在国企,那个时候在体制内还是被人羡慕的,您就可以选择离开做新的尝试,也是一种勇气。现在回看,如何来评价当时的选择?您出来后到中关村的这段,正是各种新生事物不断涌现的时候,各种机会都出来了,可否详细谈谈您的这一段历程?

姚双:当时我从首钢要辞职的时候27岁,因为那种循规蹈距,按部就班的生活节奏,我觉得已经有些不能够满足我的某种狂野追求。另外,我生在北京,还是有一个基本的生活条件。当时我母亲说了一句话:“现在这些事我们也都弄不懂,反正你回家有饭吃,出去能怎样我就管不了了”。我当时想,趁着年轻不愁没饭吃的时候,即使创业不成了,再去找工作么。恰逢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关村出现了由科学院研究员创办的高科技公司。工作之余跑去看,刚过白石桥就被第一家京海公司吸引住了,自由的科学技术氛围,开放的工作状态,不用再看了,回首钢辞职,早日投身中关村高新技术公司。自此直到退休,再也没有离开广义上的中关村。

在京海公司几年以后,又在中科院软件所华科公司,四通公司工作。在经历了当年中关村最大的公司四通公司之后,再在别的公司,包括外企公司工作已经不能满足我的愿望。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创办一个实现自己梦想的公司是不二的选择。一个清华大学的研究生陶敏以《姚双的14年和他的五个公司》为题记录了这一段经历,发表在《中国科技信息》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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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双在中欧商学院做案例分享

    校友总会:创业过程中有哪些深刻的记忆或特别值得记述的成果么?

姚双:1994年在创办公司之后的第二年终于迎来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计算机应用系统“中国银行外汇交易管理信息系统”,采用Oracle数据库, Unix操作系统, Sun服务器。在中行安装了三个直辖市、自治区分行,正在准备全中国银行推广时,巴林银行新加坡分行尼克利森操作的金融衍生交易崩盘,导致英国百年老店巴林银行倒闭。1995年2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连夜叫停了所有外汇交易业务。我“错过”了第一次“发财”的机会。我做这一行时有一个标志性的作品,就是为世界上最著名的PC操作系统,我们做了其中的一版的测试,当时我是业务的负责人。到2000年的时候浪潮正好做软件外包之类的业务,需要在北京有一支队伍,有个机会就把我的公司团队给收编了。当时中国银行的第一套软件外汇交易系统就是我这个公司做的。后来我就在浪潮扎下跟了,此后,服务外包这个领域就成为我一直努力奋斗的方向。


Part 03

终止创业 :

奔赴浪潮,矢志在软件服务外包领域成就一生抱负

     校友总会:请您谈谈在全球背景下,中国软件服务外包大概的发展历程是什么样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局势的演变,现在又带来了哪些深刻的变化,未来的趋势会是什么?

姚双:1995年有几家公司几乎同时开始把工程师派到国际大公司做软件的本地化(汉化)、软件开发和测试。后来把这种业务叫“软件外包”。当时我很不屑做这样的业务,认为没有创新,没有自主知识产权,不是产品,甚至不是解决方案,不能在市场上推广,挣不到“大钱”。我要做中国版的应用软件产品,做中国的SAP。在几乎花光了之前所有的积蓄之前,浪潮公司接纳了我,交给我的第一个工作是要我做印度一个公司银行软件的中国推广,这差不多就是七八年前我很不屑做的业务。为此我找我的老板,问他为什么“不远万里”跑到中国来做软件和服务外包业务。他先讲了他的职业经历,在加入浪潮之前他在贝尔实验室(Bell laboratory), AT&T 朗讯(Lucent)和Oracle工作。他是出生在外国的“香蕉人”,虽然会说中国话,但是不太懂中国事儿。他反问我,在中国做计算机硬件,像IBM or Sun,做软件像微软、Oracle,能成功、能做大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这个情况至今没有变。在中国可预见的未来,信息技术产业只能做软件和服务外包。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信息技术服务和软件都是由计算机制造厂商提供,随着计算机应用越来越广泛,需要的计算机技术人员越来越多,对计算机技术人员的跨行业知识要求也越来越高。计算机制造厂商难以满足市场需求。这就诞生了上面提到的“信息技术咨询与服务”行业。最初是在美国内,随后扩展到爱尔兰和印度。中国信息技术公司,从美国计算机公司进入中国销售产品就开始提供软件(客户化)和信息技术外包服务。

印度信息技术公司是中国公司追赶的目标,尽管北工大(二分校)早在八十年代初就开始做软件和服务外包,但是到九十年代,印度的头部外包公司人数已经上万,而中国公司还只有几百人,在中国公司好不容易追到几千人时,印度公司已经几万人。截止到疫情之前,印度超过十万人的外包公司已经有很多家,而中国还没有一家真正的离岸外包业务超过二万人的公司。中国信息技术公司与印度公司的差距还不只是人数(规模)上的,更主要是业务质量上的,印度信息技术公司的客户不只有美国信息技术公司更有各行业国际大公司,有些制药公司、银行甚至把整个信息技术部门包给印度公司。而中国公司只是做美国计算机公司的二手三手业务。利润率比印度公司低得多。

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业务体系也是在不断发生着变化。1983年到2003年左右,在这20年里,日本其实一直是我们一个大客户,因为日本和印度有文化上的鸿沟,所以印度人在日本几乎是一败涂地,根本就没法跟中国的这种外包公司和外包人员来比。所以,我们一直在日本做得不错,在美国一直就不如印度。到了2015年左右,我就突然发现欧洲的服务需求比美国还要多,它的购买方比美国还要大,我在想,我为什么不直接给欧洲提供服务,所以,就开始去欧洲去找机会了。这就是我为什么最近两年老去欧洲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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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双2019年在高德纳巴塞罗那电子通信展会上

     校友总会:从您所经历的来看,您认为中国在软件和服务外包这方面最需要改变和重视的方面有哪些?又该如何去很好的改善和提升?您对此有什么想法?

姚双:做软件和服务外包我们实际上比印度要早很多。现在都知道印度做得很好,但是1983年的时候,印度还处于蒙昧阶段,印度的软件和服务外包是到90年代才开始的,就差不多比中国晚了十年,至少晚了7至8年的样子。但是印度人非常能吃苦,所以印度就发展得很快。在印度这个软件和服务外包就是最好的工作之一,所以,他最优秀的人才都去做软件服务外包。1995年左右我们曾有信心依托着中国的这种高速发展,我们很快就会超过印度,结果发现我们离印度越来越远,这个既有宏观经济的原因,也就是中国的经济脱实向虚,比如房地产、互联网、金融这种发展快的产业。那么像软件服务外包这种很辛苦的事,不但没有能够跟上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步伐,反而拖了后腿,作为行业人士我们觉得很惭愧。

我是2008年左右又回到外包服务这个领域。这个时候在美国市场上中国的软件外包公司已经和印度完全不是对手。服务外包其实说起来很像家里雇保姆,不过你外包的是家政服务,那些公司外包的是软件编程测试。其实无非就是两个,一个你比保姆有钱,你付钱给他,你的每小时比他的每小时要更值钱。还有一种就是技能,就是他做饭比你更好吃,更专业。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切实提升自己的技术实力和竞争力。

在做软件和服务外包上,我做的第一个应用软件是饭店管理信息系统,做的最好的一个软件是银行的外汇交易系统。软件开发和软件编程服务中我做的最好的是世界最著名的软件公司的某一版操作系统。就这么一路做下来,一直到现在。我觉得要把中国的这种产业服务能力,这种信息技术推广到一带一路去。可以先跟着中国的大型企业走出去,逐步在欧洲主战场跟国外公司正面较量,这是我现在的梦想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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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双在联合国“一带一路城市绿色发展大会”上

    校友总会:这个业务拓展一定是个很坚辛的过程,有遇到什么困难么?现在进展如何?在浪潮期间您主要负责哪些方面的业务?

姚双:对所有跟我吹冷风的人,我就说,咱别那么悲观,开拓欧洲市场应该没有太行王屋两座山难挖吧?只要有破釜沉舟的精神,都无怨无悔的去做,欧洲市场应该就能拿下来。全世界的信息技术产业只用美国一家。我不服气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都用印度人,我也不服气。中国的国际化水平做不过日本和韩国我还是不服气啊。而这也是我三年前去拜谒“亚当斯密”的原因。

在浪潮公司里,自主研发产品和解决方案为中国客户服务有其它部门负责,我只负责外国客户,主要是美、欧客户。花旗银行(Citibank), 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葛兰素史克(GSK), 辉瑞制药(Pfizer)都成为了浪潮的客户。微软,IBM等信息技术企业更是我们的大客户,浪潮公司一度成为做微软美国业务最多的中国公司,微软的一版操作系统交由浪潮测试,这是微软第一次把操作系统放到美国以外测试,为此浪潮也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微软“离岸实验室”(Offshore Facility)。

信息技术产业不只涉及国民经济,更关乎国家主权信息安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法国 德国 日本都有本国的计算机公司,但是在那以后的十几年间都被美国以各种手段掐死了,中国是美国以外唯一仅存计算机公司的国家,但是包括芯片、操作系统和数据库在内的关键技术还都要依靠外来。

     校友总会:请谈谈在您所负责的业务领域中,在人才的使用和管理上您的观点和看法?

姚双:当时我带的团队最多的时候接近2000人,不仅负责业务拓展,对于招聘和引进人才也用了很多的精力。每年所面试的人差不多近千人了吧。所以,对如何发现人才、留住人才、管理人才也是有着很多切身的感受。譬如,为什么给定同样的目标会有不同的结果?其实,在市场化选人用人的前提下,主要是要解决好人岗匹配的问题,不能让鸭子爬树。很多时候,盯住了人,就盯住了事。

     校友总会:以您的行业经历和视野,对于未来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发展,您是如何判断的?尤其在全球疫情的大背景下,未来是可以预期的么?您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

姚双:我知道我这辈子是不可能再有机会参与研发出中国的计算机中央处理器(CPU),计算机,操作系统了。但是全世界只用美国一家的计算机,我很不甘心;中国公司在美国市场做不过印度公司,能不能开辟美国以外的国际市场?中国早在八十年代就开始做日本的软件和服务外包,欧洲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中国、印度公司在为美国计算机公司提供软件外包服务,其中很大部分是为欧洲市场。中国公司能不能不通过美国公司,直接去欧洲开拓软件和信息技术市场?实际上欧洲公司在中国的分公司已经在用中国信息技术公司的服务,能不能到欧洲去,把欧洲公司全球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务也承担一部分?另外,随着中国各行业公司做大做强,非信息技术企业已经有很多走向国际市场,尤其是习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之后,中国产业以更快的数度走向海外,中国在海外的水电,石化,道路、桥梁、港口建筑工程也都有信息技术和服务的需求。

2016年我踏足欧洲。英国不行,那里是印巴人的天下,在欧洲尤其是中东欧人不愿意讲英语,对于他们来说印度人、中国人都是外国人,英语、汉语都是外语。中东欧国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中国还有过一段友好的经历。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在欧洲分得一杯羹,在彼消我长的市场份额很可能超过印度。

2017年到2019年我走访了德国、法国、西班牙、奥地利、匈牙利等多个欧洲(欧盟)国家,通过国际组织(UNIDO)和中国驻外商务机构与多家总部在欧洲的跨国公司建立联系。每年都参加多个国际会议。中欧“一带一路”国家三方合作市场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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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双与奥地利维也纳商务局官员洽谈

2020年COVID-19疫情是踩了一脚急刹车,世界经济重新洗牌,再重新开局时,也许是给追赶者后来居上的机会。恰在这个时候我退休了,不必再为完成公司的经营指标做赚钱而缺乏中长利益的业务,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做更有战略意义的业务。中国严格疫情防控,不应成为中国与外国之间的壁垒,而应成为驱动世界经济的根据地。软件和信息技术又是最有可能提供远程服务的业务。如果乐观地看,期待着2021年我们可以高歌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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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姚双在国际会议上发言并主持论坛

     校友总会:您这代人的经历正好是伴随改革开放40年一起走过来的,从最初进入工业自动化这个领域,到辞职创业,再到现在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外包领域,似乎您的职业步伐都是与时代大的发展趋势跟得比较紧的。很多时候,社会的发展一定得有一些人推着往前走,但在我看来更需要一大批敢于跟进,顺势而为的人来成就。个人的发展与整个国家始终是联系到一起的,是与时代联系在一起的。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姚双:我很愿意干事,有时候实际上方向是不清楚的,方法也是不明确的,但是我老说一句话叫做“不知道怎么干的时候就蛮干”。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个外国足球教练叫施拉普纳,德国人。他到中国来教足球的时候就说,“不知道往哪踢的时候,你就往对方球门方向踢”,后来发现这话不费解。你在国际一流的对手面前,你即使想把球往对方球门方向踢,都是一个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我现在借用这句话,我就说不知道怎么干的时候就先干着再说,你不干你肯定不知道怎么干,你干可能是错的,但是保不齐也许你运气好,就对了。我们现在还在长征路上,无论是国家、还是我们这个行业,或是我本人,其实,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得往前走,只有走才知道结果。过去40年几乎每一件事都改变了,所以说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正好赶上能考大学和改革开放,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在变化,整个过程既是个人的选择,也是身处时代潮流中的必然选择。

     校友总会:您现在似乎已经从之前极为忙碌的状态变得更加悠闲了一些,对未来有什么特别的规划么?

姚双:我始终觉得一个人的成就就来自于他在平凡工作当中的某一种坚持。我到现在依然保持着好奇心,仍然还具有学习能力,尽管我学起来比现在的学生要慢很多了,但是没关系,我退休后又不是没有时间!如果能像我父亲一样,能活到90多岁的话,我现在还有三十年的时间,所以我不着急。如果前30多年我要跟别人争,跟市场争,跟别的竞争对手争,我现在反而不着急。我这后30年只要能干成一件事就行了,如果真的能够在欧洲的软件和服务外包市场再打出一小片天下来,或者,在另一些我感兴趣的事情上有所推动和成果,我也就死而无憾了。


Part 04

对学弟学妹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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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总会:您有着丰富的职业经历和创业经验,再加上对行业领域的一些颇具建设性的思考和领悟,对大学生未来的职业选择会是一个很好的指引。如果您可以就软件服务外包这个行业所需人才的角度,包括对一些岗位和职位需求,进入行业门槛需要学习储备的知识结构、做哪些必要的准备等方面对大学生提些忠告,将对他们未来更好的适应职业环境带来极大的帮助。

姚双:北工大是培养工程师的地方,如果你就想当工程师,你就想往世界500强最牛的那些开发公司的那种开发岗位去,在风口浪尖那地方可能集中了不说全世界至少也是全欧洲最牛的一些开发公司,能在那个地方你可能明面上拼掉了十个竞争者,潜在的可能你拼掉了一两千个工程师。那么怎么一步一步的从中国公司的开发者到世界500强的公司里的开发者?在具体业务上你是不是真刀实枪的干过,这个很重要。我一直认为,如果说你写不了操作系统数据库这样基础软件的话,我们至少做到写代码、做测试的技能我最牛。我觉得可以多请一些有实际经验的人回来给学生们讲一讲,这些人可能对他们更有启发意义。

关于创业,我的看法是,趁着年轻不愁没饭吃的时候,你就去试两次,不成了再去找工作。或者,工作一段时间,积累些工作经验再去创业。但无论作何选择,如果你不想比别人多花时间,那你不可能走到人前头。我04年左右的时候就说过,比我小十岁之内的人别跟我拼勤奋。我原来喜欢早睡早起,后来负责外包之后可要了命,各个国家的业务,一天24小时都有人找你开会,所以,真要保持好身体。

    校友总会:大学阶段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对于大学生来讲,不只是专业上收获什么知识,其中一定还有着更丰富的内涵。请您就此为学弟学妹们提些成长建议。

姚双:据我了解,欧美学校普遍非常注重保护和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另外一个就是练就学习能力。其实不是到大学才要练就学习能力,如果从小到大依然能够保持好奇心,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学习能力,一般的来讲,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你就应该具备这一生的学习能力了,而到研究生就已经是在积累、构建你的创造能力了,就是用你之前十几年的这种学习能力来研究一些东西了。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大学本科就应该把一辈子的学习能力构建成了。如果到大学毕业,还没有构建起自己的学习能力的话,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挺失败的事。

在学习方面我可能是反面教材,但学生们的成长也需要汲取失败的教训。我不是个优秀的学生,但是我不承认我是个懒学生,我很勤快。我学习不够优秀不是因为我懒,也不是我笨,尽管我的确是不聪明。我最主要的问题是爱折腾。乔布斯就不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比尔盖茨也是中途辍学的,即使在美国这么强调创新的大学教育中,那些天才学生,他也受不了,对吧?我觉得咱们现在的教育,从高中开始就一点都不给学生想象空间,完全就是应试教育,出现了在我看来很大的风险。但作为年轻人如果能够坚持自我梦想,并为此义无反顾的作出努力,终究会有所收获。

Part 05

                寄语母校

   校友总会:希望从您的职业经历出发,谈谈您对学校发展的建议,比如在学校办学、人才培养、创新教育、校企合作及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

姚双:我很荣幸的成为校友会的理事之后,给了我多一些了解学校的机会。我觉得北工大还是要继承老传统,要发展有特色的东西。既然我们是有优势的,能不能把优势转变成为我们的特点?要利用国内外校友的力量和在北京的这种区位优势,来搞好国际化建设。咱们现在有16万多的毕业生,其中近十万人是在北京,还有很多人在国外,生源背后还有着一个家庭的资源,我希望学校能够独辟蹊径,要利用好这些资源,把学校办得更好一点。举个例子,英飞凌科技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电子公司,我知道咱们的一个校友在里面,他说干这行的人很少,在欧洲极度的供不应求。中国现在是汽车制造第一大国,市场需求强盛,咱们北工大又有比较好的学术基础,如果能和市场需求结合起来,一定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和空间。

关于创新教育,我在想,创新哪儿是教出来的?创新不是不能教,但是一定不是到了大学才开始讲创新,我认为应该在上大学之前就要有所引导,有所经历,这是一个大家都要转变观念的问题。对于年轻校友和即将毕业的学生,如果他们想创业,我这儿的确是一大堆失败的教训,成功的路可能只有几条,失败的教训可是一大堆。我不敢说能把他们引往成功的方向,但至少可以告诉他们哪些是劣势,哪些是优势,那些劣势可以变成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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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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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双学长很健谈,与他交谈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儿。他喜爱哲学,通晓古典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的起源聊到黑格尔哲学,这种纯粹的知识层面的交流让人既舒适又有收益。他是理工科学生,但却是一个很有激情并富于想象力的人,曾经为了自己的一个心结专门飞赴欧洲亚当斯密铜像下去独自瞻仰。

按照姚双学长的说法,他们这辈人对国家、社会和母校有着一份深切的情怀是挺普遍的。这辈人经历过大的阵仗,必定对事物有着独特的见解,更有着丰富的经验,其中一些成熟的思考确实需要我们细心体会和反思。而他对目前某些行业领域落后于人的种种不甘心,以及对整个产业形势和发展前景的判断及视野,又着实令人感动和敬佩!

访谈结束之际,姚双学长说,“虽然我已经退休了,但我准备继续干的“一带一路”就是要把中国的信息技术产业沿着“一带一路”去拓展。也希望能在此事上和北工大有些结合,到时候看我能否真的做成了。”  闻此,忽然记起伟人的一句诗词:“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虽然在一般意义上的职业生涯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正式告别了原来的工作岗位,但姚双学长却依然雄心不已!坚信在下一个三十年里能有让自己更加满意的收获。

正如姚双学长所言,过去的沉淀和积累是为了更好地出发。希望工大学子们在未来的人生旅途中,始终不忘初心,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奋斗,在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中不断锤炼自己,建功立业,在经历大浪淘沙后捡拾到那一片属于自己的美丽贝壳,在芳华流溢的光彩间见证自己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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