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难忘母校的阅览室和游泳池

刘松萝

40年了，母校魂牵梦绕。

刚刚入学，是在牛街南横街新生部读书。

虽然好学，但长期的放养让我很难再专心读书听讲。紧张，焦虑，经常整夜睡不着觉。上课的时候，却是昏昏欲睡。因此，我开始的记忆是不完整的。

有意思的是，第一年的印象因此平添了梦幻美。

窄窄的南横街，平房鳞次栉比。街上人流滚滚，不少人有着与我们不太一样的相貌。对面的伊斯兰经学院白墙绿顶，充满了异域情调。校园里，吃饭的时候响起《蓝色的爱》，现在的译名是《爱是忧郁的》。那极具节奏感的音乐，是以前很少听过的。

还有一首曲子，是苏联的《草原啊，草原》。自由奔放，令人难忘。77级的校友，都说那是新生部的“校歌”。

有一件好玩的事情。宿舍按照班级分配，每个宿舍几十个人。多出来的人，就几个班放在一起。我们的宿舍，有7711班的，也有7771班和7715班的。不是一个班，说话办事就很随意，以至于和他们更有亲近感，回到自己的班反而不适应了。在那里，认识了后来留校的门伟纲，以及吴贵鳞，徐旭，李东江，东良，吴小川等等同学。

上下铺的吴东平，和我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读《史记》，刘邦和卢绾也是这样。

老门一直是学生干部。毕业的时候，他在大会上倡导印纪念册：“等到退了休，在家里拿出来看看，也是人生一乐。”那么遥远的事情一晃就到了，纪念册反而要翻箱倒柜找一找了。

回到校本部，学习和生活正常了。

我知道，其实学文科更合适。由于我父亲惨痛的经历，他要求我们都不要学文。如果学工，学习电子可能更合适。记得有人在报纸上说外国人注重实践，一个实验员不看图就可以搭出电路来。对我来说，这也是做得到的。

考试是公平的。分数不够，只能服从分配了。

我的领悟能力强，注意力却不够集中，意志力也是偏弱的。回想起来，造物是公平的。给了你优点，同时也添加一些缺点，人与人就平等了。

上数学课的时候，我不做笔记。作业全都完成，同学们额外找的题，只选一二。考试，一般在80分以上。

当然，这不值得夸耀，因为还有更厉害的。大学伊始我22岁，已经觉得因为“高龄”而力不从心。可是那四中毕业的胡宁民已经30岁了，不怎么做题考试经常满分。平时做作业，对题的时候大家不服，时间长了才知道老胡才是标准答案。还有7715班的吴贵鳞和张哥，作业只做几道题，“其他的都差不多”。考试下来，也是远在及格以上。按照外校的说法，这叫“超低空飞行”。

我们的班长吕箴也很厉害。成绩优异，心得就是冷静，一步一步做，就可以少出错。班长思维缜密，办事有板有眼，写文章规范而又生动。班里的同学说，他要是不去美国，现在一定是领导了。

班长说：我77年考大学的一个动力就是想摆脱仕途。现在这样没当领导挺好，是我之所求。

教数学的唐虎老师就不仅仅是厉害了。唐老师上课两袖清风，片纸不带。讲课，写板书全都是背下来的，连布置作业也是凭记忆的。唐老师谦和，同时又自信满满。吴东平当过数学课代表，问过老师。唐老师说，课下也是要下工夫背的。

有一个小插曲。材料力学，是学问大脾气也大的赖觉然老师教的。期末考试，他放出话来要大多数人不及格。我跟开始同宿舍的外班同学说，帮助一下谁谁谁。那位同学回答道，他的方法不对，没办法帮。考试下来，那位同学不及格，“没办法帮”钻过去了。

顺便说一下，所谓及格是把标准降到了35分。

虽然是喜庆的日子，我还是要说一说我们这一代存在的问题。考试的时候，作弊现象一直没有杜绝。

我的同事侯文声，去了西边的邮电学院。有一次班级考试成绩喜人，引发了校方的好奇心。于是——于是重新考了一次。他们被放在阶梯教室，横向每个人都隔着两个座位，一大堆人在四周盯着。“我们，就像关进了动物园！”那成绩，当然是下来了。

值得自豪的是，我和同桌宋文广都是独立完成的。

不得不说的是：学术的不端，77级和78级是有责任的。

同学们的勤奋是无与伦比的。前不久的返校活动中，姚德良老师说：“77级和78级同学最勤奋。每天早上上课以前，教室里已经座无虚席。吃过晚饭，同学们就去自习，一直到深夜。”姚老师越说越激动：“这样的学生，现在还有吗？还有吗？”李建来老师频频点头。

我的想法是，应该勤奋，也应该留有思考的时间。我甚至想，空白也是学习所需要的。

由于喜欢人文学科和电子，我在晚饭之后经常去阅览室看杂志。国际时事，历史，电影，科普，都是我所喜爱的。比如电影，当时都可以跟专业人员对话了：爱森斯坦，巴赞，蒙太奇，长镜头，意识流，新浪潮，《一个国家的诞生》，《公民凯恩》，《波将金号起义》，等等等等。

读这些闲书，让我脱离了枯燥的学习，有时都忘了自己是谁了。出了阅览室，不免生出了愧疚感。记得有一次考试，我竟然在头一天晚上还在阅览室。第二天早起，赶快把教材和笔记扫了一遍。

读了张志刚做校学生会干部的故事，我想起了他们组织的讲座。

侯宝林先生讲相声。侯老是相声大师，在台上却是不苟言笑。他说，说相声是要有师承的，还要勤学苦练。他特别强调：光靠“录老师”，也就是录音机是不行的。

学生会还请来了李德伦先生。张志刚记得，是讲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李德伦为普及交响乐做了很多工作，北京人叫他李大爷。

当时的学生有点反叛，带有挑衅性地问他怎么看流行歌曲？李德伦说，旧时代农村有民歌小调。农民在路上自己唱，也在集市上唱，还有戏班子到县城唱。自娱自乐，是民间文化生活。

正在大家有些不耐烦的时候，李德伦说：流行歌曲，就是城市的民歌，是可以听的。

大家有点满意，不料李德伦话锋一转，说到：你们是大学生，是天之骄子。我认为，你们还应该有更高的追求，应该欣赏一些水平高一些的东西。

由于听完侯老的相声讲座不久，我就觉得李大爷是讲了一个段子。在看似冗长的铺垫之后，甩出了一个漂亮的包袱。

李大爷脾气也不小。当时，唱流行歌曲的李谷一和交响乐指挥李德伦都在中央乐团。

同学问：怎样评价李谷一的演唱？

李大爷：李谷一？没听说过。

我听了学者秦先生讲的未来学。他讲到环保，外延式发展和内涵式发展，讲了“小的就是美的”。他的先见之明，让我在后来面对荒谬的时候更加痛苦。

在场的听众只有五六个，秦先生依然兴致勃勃。

心理学家刘成杰先生也办了讲座。他谈到心理调适的最终目的是悦纳自己，还讲了社会角色的转换。谈到紧张造成的心理问题，刘先生说，适度的紧张是必要的。

听了心理学讲座，再看到各种怪现象，特别是名人的稀奇古怪，就觉得本来就是在论的。

当然，大学的要求是有道理的。

机械制图课，我只得了及格。找老师理论，还是那样。这时卢彬告诉我：要把铅笔削好，要注意轻重，还有就是注意不要蹭了已经画好的部分。

李光老师教理论力学。理论力学不容易学，当时我学得还不错。一次测验失利，李老师想给我补课。不知道为什么鬼使神差，我说，晚上有电影。直到现在，还是同学们的笑谈。有一次作业，李老师判全错。其原因，是诸如“因为所以”之类的格式不对。

李老师年轻气盛，我那时也是不近人情。不过，我很快就明白了格式很重要，形式也是内容。

学校的游泳池也是令人难忘。在那个时候，能够经常游泳可以算享受了。晚饭前后，我几乎每天都和朱建平一起游泳。在水中漂浮，看看蓝天，看看绿树，紧张和焦虑一扫而光。那时，游泳池还是满满的。夏天考试之前，一定要去游泳。

我们还去过陶然亭游泳场。朱建平从3米和5米跳台上跳下来，“再高就不敢跳了”。

那些日子，是我身体和精神状态最好的时候。

我觉得，露天游泳场是不可替代的。那种开阔，那种需要适应凉和热的感受，让我们回到了自然。

以后，我在游泳场和海滨看不见几个真正游泳的人，大多数是套着游泳圈飘荡。多水灾的南方，会游泳的人也少了。

有一群同学经常一起玩。美国电影周的时候，我们骑着自行车几乎看遍了。其中有音乐剧《雨中曲》，《猜一猜谁来吃晚餐》等。晚上看电影，白天上课没精神，几乎是身不由己。

我们去图书馆的过刊库看书，看到许多文革前的期刊。

我们还去一个研究所买了《时代》和《新闻周刊》。毕业两年以后，基本看懂了。

我们看过《自然、社会、人摄影展览》，知道摄影还可以那样的自由奔放。白塔的上方是一簇白云，名为《升腾》。一位女孩满脸不高兴，名为《上幼儿园去》。

我们还看过《星星画展》，记住了画家曲磊磊和王克平。看第二届《星星画展》，我说好多画看不懂。有艺术气质和艺术家脾气的严扬不客气地说：第一次你也没看懂！你看见的只是符号，比如拖拉机，比如青藏高原上女牧民手拿着测绘标尺！

顺便说一句，以后严扬去巴黎，会见了王克平偶像。据说，有那么一点失望。

毕业设计开始了，是冯长印老师指导的。同学们说，刘松萝像变了一个人，经常说这件事情很重要，不能马虎。冯老师对同学们的表现很满意。这是我们的荣耀。40年，感谢老师们的教诲。40年，难忘母校的阅览室和游泳池。看似不起眼的地方，给了学子无尽的快乐。

2018.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