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事业改革的亲历者

访1978级政治理论系政治经济学 班 郭永利

校友简历

郭永利，男，1960年8月7日生于北京市房山县琉璃河镇的一个工商业家庭。民盟中央农业委员、研究员。

1978年前北京市房山县琉璃河二街大队第三生产队农民；

1978-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后并入北工大）；

1982年5月--11月毕业实习在国家农委，后改为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1983-1986年北京市昌平县委党校教员、县委政策研究室干部；

1986-1990年调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干部、助理研究员；

1990-2004年调任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干部、副研究员。参加1991年财政部农业保险体制改革方案研究起草、参加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农业保险体制改革方案研究起草、参加1996-1997年国务院农村金融改革信用社存款保险方案研究起草。1995年7月赴美国农业部联邦农作物保险联盟考察农业保险立法和体制构建。等。

2004-至今，调任江泰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创建国土农林风险部任总经理、创建北京保险研究院农村保险研究中心、相互保险研究中心任常务副主任。2007年和2012年两次赴日本农林水产省、全国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考察农业互助共济保险立法和体制构建，2011年12月赴法国安盟保险集团考察农业农村相互保险立法和体制构建及业务发展。

学术成就及所获荣誉

脚踏实地，务实工作，长期关注农民和公益事业。

40年农业农村工作阅历、30年农业农村保险实践。研究了农村雇工问题、包产到户的历史性问题、土地规模经营问题和农村剩余劳动流动转移、乡镇企业、山区农民生产增收、农业农村保险等课题，写出了大量的调研报告和文章。

积极建言献策、热心社会治理能力和体系建设研究，热心公益事业。为中央和地方党政决策服务。

1.关注农民工就业，1987年率先开启了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转移课题研究，撰写了《资源、包袱、财富—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转移的现状及发展前景》，获得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科技成果三等奖。

2.1988年参加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承担的《农业与国民经济关系》课题研究，获得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科技成果一等奖。

3.1999年参加中央金融工委统战部组织的为西部开发献计献策征文，获得一等奖。2000年参加中央金融工委组织的为金融保险改革建言献策征文，获得一等奖。

4.关注山区农民脱贫增收，1985年在昌平县委期间，亲自到南口沙岭子村调查，写出了《沙岭子12户人家是怎样富起来的？》，报告受到了县委领导的重视。

5.关注热点，为农民说话。1988年人民日报第二版人民论坛发表署名文章 《为民工鸣个不平》。

6.编撰书籍，普及知识和管理技能。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期间，参加编写《农村问题论坛》、《农村改革与发展》、《土地规模经营》等；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期间，编写了《中国农业投入与保险发展》、《关于发展农村保险的意见》等；在江泰保险经纪公司、北京保险研究院期间编写了《中外农村保险百年互助宝典》、《日本农业灾害补偿制度》等；还曾经创作了歌曲《农机手--你是我的兄弟》和快板《农机互助保险好》，获得国家农业农村部纪念农村改革四十周年三等奖、纪念奖。

7.关注教育、培养人才。应邀担任西北农大经贸学院货币银行系兼职教授、清华大学职业经理训练中心客座教授、中国金融大讲堂远程教育、国家科技部扶贫办智慧农业远程教育讲师。

前言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毛主席的这段话，我是小时候背诵毛主席语录记住的。我也是努力按照这个去做的。

从小时候学雷锋、学毛主席著作，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到不断成长，做人做事，我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做好事，不做坏事。还有就是同情弱者，奋发自强。

父母是我的第一任老师。父亲从给我洗脸到教我扫地，让我认识到一个人首先要清洁自己，要踏下心来，一笤一溜严谨认真地扫地，才能把地扫干净，不能草草潦潦。母亲叫我给墙头外要饭的一对母女送上一大碗我们家剩饭，看着他们吃了，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善良、爱心。父亲在外工作，母亲撑家过日子，她把从自留地摘的豆角捆成把，放在小篮子里，让我到大街边去卖，一毛钱一把，很快就卖完了。由此，让我懂得了用自己的劳动成果谋生计，不寒颤，是应得的，对的。

兄长是我的榜样，是我的第二任老师。我们家兄弟姊妹七个，我排第六。小时候哥哥姐姐们不在家，家里的墙头倒了，我就学着哥哥的模样，拿起瓦刀，自己搬砖和泥，居然把墙头重新磊了起来。这使我感悟到，一个人只要勤劳、敢于实践，就没有什么干不了的。

我今年60岁了，回首往事，我感到自己是赶上了好时代，遇到了许多贵人，我应该感恩他们。1977年在我高中还没毕业的时候，我的老师提示我，国家要恢复高考，你可以考大学了。这对我一个几乎不知大学啥模样的人来说，就是指出了人生的明道。

伴随着改革开放，国家恢复了高考，取消了阶级成分论，让我们走进了大学，改变了命运。北京市有关领导基于客观实际办大学分校的想法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才让我们有机会在1978年迈进了大学的门槛。

我还要感恩我们的实习指导老师，他教会了我们如何一竿子插到底，把基层的情况摸上来，掌握第一手资料，写出真正精准反映实际的调研报告，是王老师引导我走上了农业农村工作的职业生涯。

我还要感恩所有支持我的朋友，给了我正能量。我更要感恩不支持，甚至，有时候观点对立的朋友，因为他们给我的启迪，激发我奋进的更多。

——郭永利

正文

1.高考改变命运，时代催人奋进

我是一个农民子弟，我们77级、78级跨入大学校园，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称得上是鲤鱼跳龙门。进入大学以后带来了户口、身份、待遇与粮食关系的转变，这是一个天翻地覆而非同寻常的升华。在当时，大学是人人都望尘莫及的，社会对你有十二分的关注和尊重，那是一种自豪，也是一种珍贵的命运转折。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成分的跨越。随着改革开放，我们进入到高等院校——这里平等自由，没有心理压力，也没有阶级成分。不论是从哪里出来的考生，到了大学的舞台上，完全丢弃了思想包袱，就是一致的、拼命地、如饥似渴地学习。

我们从北京郊区农村来，在咱们学校每个月有总共二十二块钱。这个助学金待遇算是比较高的了，像我这种没有家庭负担的小年轻，基本上就够了。但是对于拉家带口来上学的大年龄同学，生活比较紧吧。他一天的伙食费有五毛钱就不错了。

虽然生活艰苦，但同学们之间友爱互助。城里的同学走读，郊区县来的同学住学校，三十多人一个的大宿舍。大家没有打架闹事的，会在一起打扫卫生，尤其是78级里面，年龄大的同学比较多，有的是带工资上学。他们常常关心照顾别人，做了很好的表率。

当时北工大的学子们都紧紧抓住有限的时间认真学习，可以用五个词概括：

第一个就是勤奋，一天的学习紧紧张张、如饥似渴。早晨到校吃一顿六分钱的早饭：一分钱一碗粥，四分钱一个馒头，一分钱咸菜。从七点半教室一开门就开始上早自习、上课，晚自习，到晚上十点半灯关才离开学校。好的学风使每一个人都在学，生怕被拉下，那个时代催人奋进、向上。

第二个是拼搏。那时候正赶上中国女排打世界杯，每次看电视大家都非常振奋。学校里也举办排球联赛，大的同学二十六七岁左右，正值年富力强，冲在前头。他们之中有三级工、老师、政府部门员工、还有军人，大多经过社会的打磨，如今又聚到一起了，如鱼得水。排球联赛打得热火朝天，班与班之间既有较量，又有友爱，氛围特别好。

第三个是互助。农村来的同学肚子里没油水，发的粮票不够吃，夜里常饿。学校食堂就在星期天给这些家远的同学改善伙食，我记得还过包大葱肉丸馅的饺子，特别的温暖。班级里也是如此，城里的同学粮票用得少，团支部就发动同学捐粮票给农村来的学生。我们班一下子捐了400多斤粮票，从此农村的同学就够吃了。

第四个是活泼，思想的活泼。那时候刚改革开放，无论是历史、现实、理论、还是政治敏感问题，大家都会大胆地进行深入的探讨。我们农村来的孩子比较“傻”，只是跟着听，但是城里的、工厂来的不一样，他们边学习边思考，在课堂上敢于表现与提问。从生活到学习，相互之间的思想交锋，理论研讨切磋，敏感问题的谈论，让我们思想视野更加开放。

第五是活跃。学生会邀请了李德伦、宁德厚等很多社会名人来做讲座，讲指挥、交响乐、芭蕾舞剧，不仅长知识了，眼界也开阔了。除此之外，学校各班自己还编排过话剧。那时的校园生活真的是丰富多彩。

当年学校的老师的素质很高，给学生传递的信息很多。我们当时的校长叫李德良，亲自上阵讲课，给学生带来一种治学严谨的精神，不是不求甚解、囫囵吞枣、人云亦云。大家都是扎扎实实地学习，不厌其烦地讨论和询问。还有于学儒、余学本、卫兴华、吴树清、宋涛、徐禾、孙健等等老师，平易近人，有问题就讨论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追到老师家去求学，请老师答疑解惑。学校的学风就是开放、平等。

学校创造的这种氛围，博采众长，这很重要。学校专门请来社科院的大牌专家，如于光远、苏星、董辅仁等等，来为我们做报告，为我们带来新的思潮、新的观点，每次报告的反响都很大。

学校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培养了学生积极向上、科学严谨、脚踏实地，深入实际，与群众打成一片的精神品质，这些影响着我的一生。

学校组织五四科学讨论会，鼓励学生深入工厂、农村、机关、街道，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1981年农村改革，包产到户以后，我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个农民，他邀请我到他们那去。我骑着自行车，从我的老家房山琉璃河，骑了50里地，到了河北省涿州县南马公社黄店屯村。结果我到了村里边一看，非常惊讶：粮食直接都晒在地里边，也不怕被偷。后来一打听，农民说，现在家家都有地，自己的粮食都收不完，能把自己的活干完就不错了！这就是解放了生产力。所以我在那做了社会调查，参加了学校的五四科学讨论会，还得了奖，奖品是一个活页夹，这也是一个荣誉。后来我就把这个活页夹作为定情之物送给了我的对象，也是我现在的夫人。

我在这个河北涿州调查的这一个星期，走访了很多的家庭。正赶上十月种麦子的时节，我到人家家里帮着干活，人家中午就请我吃饭。我在村里各家各户地去走，跟村里的孩子也都交了好朋友，大家都把我当亲戚一样。这一走入群众当中，我的心里觉得踏实，老百姓是一个活生生的群体。深入到了农村以后，掌握的信息就越多，跟群众的感情就越深，眼界开阔得就越广。这些经历为我后来走向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一个农民到了大学的这个摇篮，给我提供了一个从身体到心理，从视角到视野，从思想境界到自身素质的整体提升。这一个阶段在大学里的这个学习、生活，让我感觉极为重要。

2.参加实习，试论专业户

1982年5月，我们毕业实习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我们帮着同学去搬家，班长看我这农村小孩比较实诚，问我毕业实习的事儿，我说我还是研究农业，那时候有一个心愿，就是我学成之后，我要为家乡做贡献，为农业农村做贡献。结果，他就带着我到他的团队去实习了，我们到了西皇城根南街9号，在那参加实习，后来调研去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新区——安徽省，实地考察调研了国家四大商品粮基地建设的项目，去了寿县、六安，考察水利灌溉和五大水库。这是第一次站在高层次搞调研，看国家级项目的布局和发展，眼界和视野感觉一下子开阔了许多。

实习结束，我写了一篇《试论专业户》的论文。农村经济的基础是家庭。家庭的生产能力、积极性调动起来，专业化可以产生很多的能量。专业户，他们代表了当时农村骨干的生产力，多种经营，发展生产，活跃经济，钱自然就揣在兜里了。我的实习导师和论文导师对我的思想提升、格局的开阔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这里展开阐述一下：1981年，出现了发展专业户的概念，是一种具有专业素养的、专业技术的群体。初期的包产到户是打了粮食先给自己吃了，解决温饱。但是专业户不一样，是商品生产者。专业户养了那么多的鸡鸭鹅，自己吃不了，就得卖，就有钱，就更积极生产，所以这个专业户的发展让我们看到农村活跃了。这是在中央农研室工作，下到基层亲自体验，看到的现象给我们的启发。

3.参加工作，深入实际，贯彻始终

实习完了之后，导师说，你这么年轻，得到下边去锻炼几年，到基层去。我就去了昌平县委，先在党校教书，后来被调到县委政策研究室，但是我始终没停止深入基层乡村搞调查研究。我在昌平工作了三年，把大的县属工业企业走了个遍，同时走遍了几乎所有的乡镇搞调查研究，也接触到各级干部。

在县里工作，县委就是中心的舞台。85年的时候，县委就已经开始进行非常超前的规划，比如大学园区、文化旅游园区、高架铁路、度假村等。在县委工作了三年，听到了群众的真实的呼声。我主动把许多我看到的、我调查研究产生的发现如实地写进调查报告寄送给实习导师王老师。每一次调查研究写出来的东西，都是非常鲜活的，都是经过了思考的。86年，我又被调到了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法律研究中心。研究中心主要负责课题委托，搞中长期发展战略研究，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预判性研究，是在一个更长远的、国家的规划层面，参加国家重大项目政策决策，是提前的储备性研究，是未来规划发展的一个依据。

直到现在我和王老师还保持有这种书信往来，这是心与心的相通，是对社会正确的认知观、价值观的沟通。什么是价值？不是说我当了官，才是价值，我能够通过我的学识、工作，对社会、解决现实问题有所帮助，这就是我的价值。所以，后来调我回到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我始终保持着我在学校的时候养成的那个习惯，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如实地反映事情，建言献策。你只要是出于一种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地指出问题，人家就会接受。所以，我们现在年轻的学子，有时候，不要一听风就是雨，一点火就冒烟。要学会调查研究，独立思考，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正确分析判断实务，掌握到一种平衡能力，这都是要修炼。要严谨地治学，严格地做人，实事求是探讨事物的规律性，把握住规律，正本清源，自己能够平平稳稳地、健健康康地，快快乐乐地工作生活，这样才能体现你的人生价值，享受你的人生幸福。

工作中，我是一边做工作，一边搞科研。我选择的研究课题就是农村劳动力流动转移。农村改革以后地少人多，农民除了种这点地，搞专业化生产，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沿海城市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发展又有劳动力的需求，这就出现了劳动力的流动。关注到这个现象，86年我就上手了这个课题，后来做十年规划。后来建立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我当了常务副秘书长。中央的领导对这个特别关注，让我参加研究做10年规划，我也是项目的主要人选。这是一个大事情，推动城乡一体化。当时我们课题组写的报告叫《资源、包袱、财富》。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把它用好了，就能转化为财富；如果用不好，那就是包袱，就会引发问题，甚至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你必须得像大禹治水一样地开发疏导，把包袱变成财富。所以我们的教育应当向普及性的教育转化，让农村剩余劳动力掌握技能，能转移就业。过去劳动部门只是管大中型国有企业和城市劳动力，不管农村，但是我们这么一搞，推动了劳动部门对农村的关注。这个预案的研究，对我们这个国家的长期行稳致远都是非常有用的。这是我做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项目做的是农村灾害和保险保障。现在我做的农业农村保险，最初是有关领导提出来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农村改革以后，一旦民政救灾钱太少，必须得有保险保障，就得做这个农业农村保险。为此，他让我找当时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结果因为这是普惠的农险，不盈利，商业保险公司不干。后来开了一个研究课题，我做联络员，研究完以后提出的政策思路是发展农村互助合作保险，政府支持引导，国家出面，把农业保险、农村保险从商业保险的轨道上拿出来。真正遇到灾害时，专门解决农民灾有所补、老有所养、病能就医这三个保证。所以说，这是一种常态化的制度建设，这个制度建设做好了，可以千秋万代，保证社会和谐、稳定。

通过多年的工作，我积累了一些新的体会。解决实际问题，就是从实际出发，见招拆招。这是跟我母亲学的，我上大学以后，我的母亲在镇子大街上的马路边遛弯，常有一些从这过的司机乘客要水喝，我妈就在马路边儿开始卖大碗茶，二分钱一碗，实惠方便。卖水一个月，1979年挣了47块钱，那时可以供两个大学生。这个生意是以乐于助人和解决社会有效需求为前提的。这件事给我的启发就是做事情一定要看社会的有效需求是什么，还有你能不能力所能及。

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期间，以我自己亲身体会和亲眼看到的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流动，需要有人引导、疏导和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没有人的流动，就不行。但这不是兵荒马乱年代的流动，而经济大潮的滚滚波涛，是正能量，应当因势利导。所以，当时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文章《为民工鸣个不平》，后来就做了个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与转移的研究项目。当时有些地方的劳动力，他们想走出来，但不知道往哪儿去，跟我们联系后，我们就去反映信息，劳动局就办了劳动服务公司。需要什么样的人，这边进行培训，这就产生了输出与输入地区实际的对接，产生了实际的效果，解决实际问题。最后由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推动，还推动了农业部和国家劳动部制定这方面的流动转移政策。

改革开放释放了农村生产力，解放了农民。但旧的城乡二元结构和传统观念还是很严重。当时社会对农民工不是堵截，就是遣退、遣返，指责他们给城市增加了许多麻烦，而不是给农民工排忧解难。出于一种责任感、使命感、正义感，还有就是作为农民出身，我知道农民有多么不容易，所以我连夜写了这篇文章《为民工鸣个不平》，在88年3月24号人民日报第二版的人民论坛刊载了。我就是想，农民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在城市发展当中、在国家工业发展当中都是有贡献的，我必须替他们表达心声。这种使命感是流淌在血液里边的。

在政策研究室，我所在的团队有幸参与制定了一些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策略，其中我个人只是做了一点工作，不值得一提。但说体会，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顶层设计和协调。顶层的设计今后要达到法制化。因为现在的各部委分工，各自执行的自己的这一套。实际上，顶层设计要形成一个共识，要有总体协同能力，不然就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比如，曾经有关部门联合搞了道路安全交通法，想让拖拉机像汽车一样都得买保险，还规定拖拉机的保险价格。初衷很好，可这个办法落地欠实际，光考虑让农民少掏钱了，没考虑保险公司经营，结果一亏损保险公司就不干了，造成了有关部门难以执法。因为制度设计的不太切合实际，导致了农机裸奔，没有保险，没有牌照，没有年检，一旦出了事以后没人敢管。

2008年，陕西的同志通过农业部的介绍来江泰保险经纪公司找我，我提出了搞互助保险。政府组织推动、江泰专家指导、协会承办服务，农民互助共济，大家互保嘛，出了事以后有钱补偿。就这样一弄，农机保险难的问题解决找到突破口了。农机监理部门也敢管了，农民开着车，出了事情也有人救了。

通过这些工作，我的体会就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发展进入系统化阶段了，那么社会治理必须得进入依法治国的阶段了。简单的制度安排，已经不能够解决这种跨行业、跨阶层、跨学科、跨部门、跨区域的问题了。所以一定要通过立法，达成一个顶层设计。而顶层设计是统一全民意志，规范全民行为，达成全面共识，形成一致行动标准。有一本书叫《短缺经济学》，作者是匈牙利的经济学家科尔内，他研究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在计划的过程当中，计划赶不上变化，资本就像水，是流动性的，哪有短缺，马上就流动过去了。市场经济也一样，只要有平均利润可赚，就能补上短板。但计划经济它不行，它出现了短板，于是短缺创造短缺。而市场经济要建立一个社会化的平均利润率的一套制度，只要有平均利润，赚到钱，存在有效需求，就存在有效供给。因此，要提高政府的执政的理念和执政能力，强化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建设，这是解决目前一些问题的关键。

1990年以后，我到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就是进入到金融保险行业。但是还做农业农村这个系统，就是农业农村金融保险了，就是更具体和专业化了，一直到现在。

4.寄语学弟学妹

上大学的四年，实际上就是你又学习又开阔眼界，又交朋友，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形成创造意识的四年，承载着最美好的青春回忆。走上社会后，作为一个年轻人，首先是做老实人，讲老实话、办老实事。担当国家民族振兴，有责任感，使命感。其次你得做正确的事，方向路线要正确；然后要把正确的事情做对，具体办法要精到。这样才能管好自己，管好一个家，然后管好一个企业，管好一个地区。作为工大学子，我想说，希望每位同学：

第一，是要有一种使命感。使命感是一种“精神”，一个人你能走多远？“精神”在跟着你。你的学识、能力、胆量、眼光，这些东西都在你的躯体里凝聚成一种无穷的力量。所以，我们每一个年轻的学子成长的过程，是要经过不断的修炼、摔倒，历经很多苦难，但是这种苦就是财富。我这一辈子，回首往事的时候，感到我自己吃的苦，就是我的财富。一个老实人，要办老实事，讲老实话，然后是严格要求自己，诚信地善待他人。

第二个是学会感恩。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改革开放，我们就不能有今天。78年，北京市有关领导决定把北京市过分数线的同学都招进来大学来，党和政府的这些恩情，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还有一件小事，让我终身难忘，我的小时候有一天在大土坡上放羊，不知为何肚子疼得满地打滚，回不了家，到人家门口就迷糊了，人家就给我吃了一片去疼片，熬了点大米粥的米汤，给我喝了，在人家炕上睡了一宿，第二天早晨缓过来了。这就等于是救了我一命。由此，让我感悟，富丽堂皇的东西不一定高贵，那家人虽然只有土锅、土灶、土墙，但在关键时候给了你最关键的一点救助，让你今天能够在这里说话，这也是最高贵的。

人，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救助过多少人，都是应该的。人家的恩情，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这就是感恩之心。这种感恩也需要学习、反省，改变一个人认识世界的方式，认识人的角度。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来到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要为人去服务，要为人去解难题。

第三个就是人在社会上，一定要把人和钱财这个关系一定要摆清楚。这是对我们的年轻学子们的一个忠告，像上善若水一样，不争，以柔克刚。遇到这种金钱小事，不要与人争辩，这就是一个人的胸怀和处事能力，虽然学问很高，但是遇上这小事就斤斤计较，就容易在社会上毁在这小家子气上。这就是人生处事哲学。

第四个就是说我们做人一定要有一颗公益之心。上大学的时候你要有公益精神，不能让私权把公权都给侵犯了。我们大学生，要做有道德修养的人，拥有绅士风度。公益就是一点一滴，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上。这种公益之心，社会之责任，我们这一年轻的一代要了解、要传承、要担当。

5.在校生与校友交流

雷滟锋:请教学长一个问题，对于大学生毕业之后，您认为应该就业去社会锻炼，还是考研、出国继续深造？

郭永利：

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高晓松回答一个博士生的话，他说，你都读到博士了,还问我是去国企就业好，还是去外企就业好？这种低级的问题应该不去问了。

我认为，一个人不应该苦恼自己要选择什么职业，关键在于你有什么样的思想境界，情怀和抱负，这些会决定你的发展方向。无论你的志向是什么，当你把青春献给了这份事业，即使再苦再累，你也会觉得无怨无悔，充满快乐。天生我才必有用，肯定有适合的职业等着您。

相反，现在我们很多人都是在纠结要去什么工作岗位就业好，没有方向。实际上，这是你在追求的大目标上有了误区。你的情怀、理念、思想境界还没想明白。比如说，我做了一辈子农业农村工作，从没有犹豫过，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立下了这个志向，我那时候想，我以后可能当官，也有可能做一个专家技术员。但是无论做什么，我都会矢志不移地在我原来立下的志向上前行。当你有了非常强的意志力和定力的时候，你随着这条路去发展，你这些所谓的工作岗位，它是自然会跟上的。年轻人首先要考虑的是格局，是胸怀，是志向，是为国、为家能做出哪些事情，然后再解决你干什么的问题，最后才是你是在哪干，这样一来就你就不会困惑了。

雷滟锋：有的时候会感觉到自己非常迷茫，没有明确的目标，也可能是生活太安逸了，缺少一颗居安思危的心。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郭永利：

因为你们现在还比较年轻，看到的面很窄，一旦受到所谓的大的挫折，往往会想不开要寻死觅活。这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重，把社会看得太轻了。如果把对国家的担当，社会的责任担当起来，就不会这样了。所以说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实际上要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适合你做的才是做好的。如果有机会去深造，我还是建议要去的，因为只有用知识丰富了你们年轻人，国家、民族才有更好的未来！

后记

郭永利学长出身农村，又在数十年的时光里毅然投身农业农村、农业保险的研究当中。他亲身体验着农民子弟的辛劳、困苦与局限；他亲眼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发展与变化；他也切切实实地参与了农村农民政策的制定、农业保险的体制建设。四十年，他脚踏实地，长期关注农民和公益事业；他积极建言献策、热心社会治理；他务实工作，为中央和地方党政决策服务；他关注教育，热心人才培养……

作为一位农村农业问题的专家，郭学长一辈子情系农民，潜心于农村问题研究，成为我国农村事业改革的亲历者。言谈中，郭学长口中常不离“感恩”二字。他眼中自己总是幸运的，一路上有父母亲友的抚养教育他成长为正直的人；党和国家的政策支持，让他得以完成大学学业；遇见的众多恩师、贵人，给予了他宝贵的教导与帮助，也从不忘给了他一个止疼片、一碗粥的善良人家。

郭学长不仅是一位农业专家，工作之外，他爱家人，也爱交友，爱诗歌也爱清茶、爱游泳也爱美景，还写着一手神韵十足的毛笔字；神采奕奕，身板儿硬朗。“隐逸茶园竹海，笑谈平淡人生”，他如此写下自己的人生态度。他的刻苦好学、严谨求实、善良感性、淡泊明志都让人钦佩不已。

时代更迭，星移斗转，已年至花甲的郭学长与母校一同迎来了六十周岁生日，在感慨时光飞逝的同时，郭学长再一次为母校送上真挚的祝福，并致敬北工大建校6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希望母校越办越好，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

访谈|校友总会

撰稿|雷滟锋 韩飞洋

排版|雷滟锋

统筹 审核|聂金全